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国际贸易软实力建构

　　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价值链则是存在于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各个环节中，依托于价格机制和工业品的科技属性产生价值的排他性，并建构起基于民族国家产业发展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权利价值。国际分工格局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模式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的国际分工体系。

　　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也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差异。

　　理解全球价值链，需从早期帝国主义国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世界市场的生产要素的全球统筹。资本的全球掠夺从大航海时代和黑奴贸易，出现了符合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国际商品市场供给，产生了在殖民地和商品倾销地的掠夺-倾销结构，基于军事实力和政治强迫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价值建构。

　　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贫穷落后的新独立民族国家。国家发展的未来战略和国家制度选择上存在困惑。但基于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国家安全焦虑和国家经济权利捍卫，越来越多的独立民主国家开始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联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尝试以自身农业基础上的“省吃俭用”实现工业化建设，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集群并在区域体内实现经济内循环。

　　全球价值链的政治硬实力和经济软实力的两项权力。

　　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创始者效应，世界贸易体系开始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由于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军事、政治、法律优势，继而压迫后入的国家从国家间政治制度的权利让渡实现国家间商业贸易的妥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政治硬实力在国际贸易市场制度设计中发挥影响，从而落实领导权和等级制，获得超额收益，本质上带来国际间秩序的不平等。世界经济发展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发达国家独享的局面。

　　国际贸易的参与者的收益不平等和对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扶持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和工业建设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能力不仅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还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平问题。世界银行等金融贷款方式和其他慈善性国际组织的扶贫式消费品供给，并不能带来国家间的产业平衡，也无法摆脱“掠夺-倾销”结构，无法实践独立自主的全球价值链融入，呈现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获利甚微。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破局及“中国方案”软实力重组。

　　全球价值链随着中国的崛起，开始形成世界经济新秩序。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倾销市场收缩和中国先进生产的产业替代，逐渐视中国为“威胁”。“脱钩”、“断链”、TPP等贸易朋友圈重新构建，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战略遏制，并从军事上绑定联盟实现安全威胁。中国的贸易体系出现外部市场压缩的困境，拓宽新的中东-非洲-中东-拉美等产业价值链，经由中国基建能力的“中欧班列”、中泰新铁路等基础性工程，形成“一带一路”的产业经济伙伴。新经济伙伴成为中国以经济软实力完成破局的关键。

　　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立发展自身产业，基于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和资源开始建设劳动密集型出口型产业格局，并逐渐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集群。由于中国政治独立和产业发展的独立性，使得中国能够自主参与国际贸易，并能够实现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商品的结构性制度适应，并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受益者，并逐渐以产业经济生产资料供给和中国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输出，形成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摆脱政治强权影响的经济、文化的“软实力”影响。

　　全球价值链也是一个权力市场博弈，中国有着成熟的工业体系、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工艺流程，可通过产能合作、扩大对外投资和原材料贸易等方式，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关联度，发挥“中端发包国”的作用，在多边合作中促进形成地位对等的价值链关联体系，对冲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对沿线国家的影响，提升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中国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视为合作伙伴，不以军事压迫和政治附加条件作为贸易准则，平等、公平、自主的将中国“软实力”的经济能力和互联互通的文化和谐作为标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