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加速进入中部促梯度发展

新加坡立邦在开封兰考投资5.5亿元的固废处理项目，合肥成为全球材料科技创新领先企业——美国康宁公司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日本SMC公司将在常州高新区一期投入1亿美元，建设集高端气动元件生产、研发及销售为一体的华东基地……我国内陆地区正成为外商投资热土。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至6月，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29.7%、33.6%和6.1%。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9.8%、29%和4.1%。

从数据不难看出，中部地区吸收外资正步入加速车道。例如，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设立外资企业150家，实际吸收外资108.3亿美元，同比增长8%；江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04家，增长37.56%。

“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双重推动下，中部地区营商环境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国家也把中部地区定位为发展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所以中部地区正在努力通过加快吸收利用外资和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表示，目前，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释放，表现在GDP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为此，外资持续看好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方面有相对的价格优势，这些也成为中部地区吸收利用外资比较有利的条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桑百川分析，中部地区之所以成为吸收外资增长最快的区域，得益于中部地区一些中心经济区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逐渐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产业配套能力相对较强。另外，中部地区的中心经济区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人才储备丰富，这些优势吸引一些大型外资投资项目落地。

我国中部地区目前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绩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是否可以学习借鉴中部地区的经验？

在张建平看来，西部地区首先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塑政企关系，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在营商环境方面，不仅要完善硬件基础设施配套，同时管理体制、管理机制也应按照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要求，以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基础，塑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外资更加放心。

桑百川认为，西部地区应集中打造吸收外商投资的新平台，在局部区域中形成优良的营商环境，形成“亲商惠商友商”的投资环境；努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形成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的社会共识。

张建平表示，西部地区吸收利用外资潜力很大，一方面，其过去吸收外资基数比较小，另一方面，目前通过开放发展、改善营商环境，西部地区的潜力正不断释放。“比如陕西得到三星上百亿美元的芯片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说，西安、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城市未来对外资的吸引力还会进一步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西部地区正逐步从原先对外开放的腹地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在我国吸引外资更重视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如何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而提高吸收利用外资的能力？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为沿边省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联系更加便捷。”桑百川表示，西部地区应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边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良好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发挥地区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吸引外商投资聚集。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把吸收周边国家的投资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工作。

张建平建议，西部地区要加快落实国家新的外商投资法，并且完善地方利用外资的条例，构建法治化、透明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继续下大力气；形成一体化、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服务意识，针对不同产业提供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政府服务企业的效率和能力。

张建平表示，自贸试验区是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平台，对于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一轮集聚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所以，陕西、四川、重庆以及云南的自贸试验区也将会成为吸收利用外资非常有利的平台。

“西部边境省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绝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桑百川强调，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应契合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结构。在推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发挥地区的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保障外商投资获得稳定的收益。